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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石致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杨天南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巴菲特理念的投资者之一。其1993年开始进入资本市场，1995年首次接触有关巴菲特的书籍，并早在2001年就前往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曾被巴菲特称为“第一位来自北京的股东”。最早介绍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到中国，翻译《巴菲特之道》和《戴维斯王朝》。
杨先生目前的投资领域主要涉及中、港、美、加等市场。与很多一心“做大做强”的投资管理人不同，杨先生认为志同道合的人相遇相知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目前仅以管理圈内亲朋好友的资金为主，对于募集资金兴趣了了。他认为自己目前最大的成就感，是见到周围的人得益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并藉此达到财务自由的境界。学习巴菲特赚的多、活的久、众人爱，追求人生综合回报最大化。
杨先生认为，在伟大的机会来临时敢于下重仓，才有可能取得超额回报。在他20年的生涯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十年前美国科技股泡沫崩溃时，买了、新浪，回报大约40倍。但杨先生也坦诚，自己没能像段永平一样重仓以及拿住更久，错过了赚取更高回报的机会。
由于经常以写文章的方式答复朋友的投资问题，杨天南从2007年5月始，受《钱经》杂志邀请撰写实证投资专栏，并成立专门账户，按照杂志月刊的限制条件，即每月只有一个交易日，进行投资操作。
杨先生认为，投资的精髓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忍耐。但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往往事后才能确定。世界总存在不确定性，但等到什么都确定的话，我们都死了。以下是2012年6月份采访内容。
问：先说说您是怎么入行的吧？
答：我首次接触股票，是在1991年的海南。当年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经济特区，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那时的社会流行的是“下海”。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张志平讲股票，他当时是海南证券董事长，后来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当时印象深刻的第一本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但他似乎并不以财经文学闻名，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代表作有《乌龙山剿匪记》、《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
实际开始股票投资，应该是始于1993年，数来也有20年了。最初入行，实际的原因与所有人都一样，目标就是想赚些钱，而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行贿。
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害了很多人，并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个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
问：什么时候决定以投资作为职业的？
答：选择投资作为职业，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刚开始是因为不用找关系、不用求人，渐渐发现找不到业绩更好的投资管理人。如果既有选择的自由，又能养家糊口，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吧。尤其是在1995年接触到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问：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接触到巴菲特价值投资思想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您目前的投资理念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答：有幸在1995年首次读到有关巴菲特的书，在那之前整个社会都处于摸索阶段，如果今天阅读那些年的财经股票类的杂志，会发现除了数据之外，几无任何参考价值。
在1995年读到《巴菲特的道路》（又被翻译为《股王之道》），当时的感觉就像茫茫暗夜中的航船看到了指明方向的灯塔。他的“买股票实际上是买企业”、“好价格好企业”等投资理念，现在看来都太过平常，在当时都是闻所未闻，当时充斥的是庄家、内幕、图表派，他的巨大成功以及朴实平易深深影响了我。有幸在接下来的1996、1997年的大牛市中验证 这些理念，令我在20个月的时间取得十倍的回报，同期指数翻了一番多，算是奠定了一些人生的财务基础。这段时间投资的经历在1996、1997年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于《金融时报》上，以至于相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我。
问：您当时在A股赚了第一笔金之后，当时为什么选择出国深造？在美加的经历对您后来的事业有哪些帮助？
答：经历了1996、1997年牛市的成功，令我萌发赴美留学的念头，因为美国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更想亲自见见巴菲特。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去美国上的MBA。前后在国外待了八年，一半在美国、一半在加拿大。国外金融市场多年积淀形成了巨大财富、丰厚的经验、完善乃至繁琐的法规，固然印象深刻，但我更认为是否能成为投资家，完全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与是否出国没有必然联系。况且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致富机会，这种趋势相信在未来十五年依然存在。
巴菲特说：“迄今为止，没有什么投资秘密没有被写成文字的了。”但是中国的文化向来有欣赏演义的传统，以至于厚死薄生、厚远薄近，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年之后或许更为明显。
问：您在90年代的时候为何选择长虹？技术更新换代快的家电行业，并不是传统的价值投资者喜欢的行业啊？
答：谁是传统的价值投资者？他们买么？时变事宜、因时而化，才是根本。
按照格雷厄姆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巴菲特应该是一个价值投资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背叛者！但这种观点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原因是巴菲特藉由变化而取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就。
问：这么多年您一直在钱经上发表专栏，这是为什么？
答：我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原本每年写一个投资总结的传统。后来，亲朋好友问的多了，经常有许多问题重叠，没有时间一一答复，便以文字的方式统一作答，就形成了写文章的传统。即便如此，每年仅写个三、五篇，并不固定。直至2007年被《钱经》杂志邀请撰写专栏，每月一期，该专栏至今已经写了五年，打破了原先一年的写作计划。这令我有了额外的负担，因为每月找一个适合的话题，有内容且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月复一月还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虽然专栏的模拟实盘投资部分在过去五年的大熊市里也实现了翻番，实际上由于杂志出版的日期等硬约束，比之我们现实中的运作还是为差。
在一定程度上，我视专栏的写作为公益活动，希望100个读者中有10个能有所启发，有1个能有所获益，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有限，能有机会为那些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做些有益的事，是令人愉快的经历。
读者中如果有人能因此达至财务自由的境界当然就更好了，但这是很难的。至于原因也分多种，茫茫人海，我们能否相遇？倘若相遇，能否相知？倘若相知，能否相信？倘若相信，能否有条件执行？倘若执行，能否坚守？倘若坚守，这坚守能有多久？
问：您认为投资的精髓是什么？
答：你若问什么最难，实际上哪一步都不易。成功需要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顺利，而失败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即可。一定要问的话，投资的精髓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忍耐。
实际上知道了这样的秘籍，与知道“低买高卖”的秘籍无甚区别，知道了也不代表投资能成功。首先，“正确的方向”往往在事后才能完全确定。而不确定性几乎是人们面临的永恒问题，所以当下最难。忍耐等待也是不易，等一年、两年，还是更久，例如当下的这次危机，人们已经等了四年多，还要等多久，没有人确切知道。
问：那您如何确定自己在正确的方向上的？尤其当市场长时间与您预期的方向不一致的情况下，您怎么安慰自己？
答：确定自己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在投资环节上重要的一环。这种判断除了事先的信息搜集处理决断之外，更重要的时时更新对于企业的发展状况的观察，根据实际情况，从而修正、维持或改变态度。
当市场价格在较长期表现与预期不符时，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这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市场（客体）犯错；二是投资人（主体）犯错。对于前一种状态是忍耐等待，对于后一种状态是改正错误。
问：您说未来无法把握，那您认为投资中的确定性主要有哪些？如何寻找这些确定性？
答：当下最难。从现在到未来都充满着不确定性，不惟投资行业。反之，什么都确定了，人生也就没有精彩可言了。等什么都确定了，我们就死了。
要说确定性，肯定也是有的。例如，现在的2350点比6100点低，就是确定的；十年以后，、不会倒闭就是确定的。人们能做的是从他人和自己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的成分，以增加胜算的概率。但这并不能消灭风险。
问：您最成功和最失败的一笔投资分别是什么？您从中学到了哪些东西？
答：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十年前美国科技股泡沫崩溃时，买了、新浪，回报率40,00%，即大约40倍。可惜的是，没敢像段永平一样重仓，在这点上向段先生深表敬意。总结经验的话，当伟大机会来临时，需要全力以赴、重仓出击。
最糟糕的一次是2001年在A股市场上遭遇上市公司欺诈，股价连续十余个跌停，下跌75%。这种感觉实在太坏了，就像已经知道明天会死，但今天却只能坐以待毙地束手无策。虽然其高管事后身陷囹圄，但投资人损失惨重。这令人想起芒格说的：我们并不是要打败怪兽，而是要避开它。【杨天南:事业最底谷时,才领悟到巴菲特这句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