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一旦有人说他坏话，我就为之战斗”“他不仅是位影星，更是我的世界”……这些触目惊心的言辞，来自2016年上映的印度电影《脑残粉》：一名网吧小老板疯狂崇拜大明星，将其视为神殿中的“信仰”，为支持大明星不惜殴打、胁迫他人;在提出与大明星“相处5分钟”被拒绝后，疯狂报复，最终不幸惨死。
粉丝的疯狂不是电影的臆想。近年来，为了追星，粉丝辍学、喝药、自杀、举债等非理性案例层出不穷，他们的狂热举动，就像一场集体无意识下的狂欢，喧嚣过后，唯有一地鸡毛。
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姿容既好，神情亦佳”的古代美男子潘安，每次出行都会引来大批少女追随，献花又献果，满载而归。这场西晋时期的“追星运动”，造就了潘安这个古代明星，也诞生了典故“掷果盈车”。
两千年后的今天，追星运动以更加高涨而疯狂的态势，弥漫着整个网络和社会。2007年，甘肃女孩杨丽娟迷上刘德华，辍学专业追星13年，父母为帮女儿圆梦倾家荡产。后来杨父跳海自杀，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刘德华再见女儿一面。2014年，七夕情人节，鹿晗的微博粉丝集结1314万封“微博情书”，单条微博评论量超过1320万，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粉丝疯狂地对一个未曾谋面的人，不计回报、无条件地付出，不仅不合常识，也无法从经济学获得合理解释。这种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绝对化的单向情感宣泄，如同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眼球和心理。少数疯狂粉丝甚至千方百计搜寻艺人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酒店门牌号等隐私信息，跟踪、偷窥、偷拍明星。
如果一个人的追星算是“追梦”，一群人的追星往往达到“追逐”的聚众效应——在上海虹桥机场实地守株待兔的“接机姐”，其行为的轰动效应，总难敌过上千人后援团的微博骂战。如心理学论断显示，在某种特殊情境下，一群聚集起来的群体将呈现新特征：他们的自觉人格消失，一种集体心理形成。当一群“同好粉丝”组成粉丝后援会、后援团，往往个人意志被群体意志裹挟、放大，进而催生更加狂热、盲目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
在这条追星链条上，更是滋生了一批职业粉丝。据了解，一些经纪公司为自家艺人花钱找职业化粉丝头目，煽动普通粉丝关注簇拥。有些经纪公司还会养“黑粉”，专门诽谤、攻击竞争对手的艺人。曾有媒体爆料，娱乐圈有的职业“黑粉”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元。
狂热粉丝背后的资本逐利
不久前，在TFboys南京四周年演唱会上，当地公安机关抓获了50多名黄牛，查处了100多张假票，售价都被炒到了票面值的5倍左右，其中有380元的假黄牛票被炒到3000元。真票同样价格疯涨，1880元的内场票被炒到了4600元。
粉丝们不惜挥金如土，这让不少商家看到了商机，想方设法捆绑攫取“偶像商业价值”。例如，一名艺人的生日礼包在某公司网店预售，3000份商品不到1秒就被一抢而空，公司秒赚30万元，还有大量粉丝要求加量生产销售。
一些认准粉丝经济潜力的经纪公司，通过不断创新概念和游戏模式，诱导粉丝们无条件烧钱。
一时间，粉丝成为各方攫取利益的“福地”，其带来的溢价效果也促使明星IP效应形成，激发变现能力增值甚至翻倍，进一步导致市场对明星资源的极度追捧。一些影视公司将大IP和当红流量小生作为拍摄选角的首要条件。一些“小鲜肉”动辄片酬过亿，整部电影的制作费和宣发费仅够支付主演片酬，严重影响影片质量。毕竟，高热度不能代表高质量，也未必能起到文艺引导作用。热炒IP和“小鲜肉小花”的背后，往往是故事的单薄和深层文化价值的衰落。
“虚拟关系”下的现实虚无
时下传播业火速发展，自媒体的普及使“人人都有麦克风”，过去多为个人化的追星行为，更加容易通过网络媒介找到群体归属。
在时代迅速变革和经纪公司的支持下，粉丝经济运作体系被深耕，增加了粉丝群体和明星的曝光率与互动性，使追星这个话题裹挟着金钱、伦理等争议，持续袭来。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认为，追星行为的本质，是渴望建立一种“虚拟的关系与联结”。现实中亲密关系的缺失，或对亲密关系的不满、不安，是产生这种心理需求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机构调查发现，容易崇拜偶像、迷恋追星的粉丝，更倾向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绝对主义。以青少年群体为代表的追星族们，往往始于对偶像外貌、气质等外在特征的表层欣赏，随后在各种包装宣传之下，自认为对其有了更深入了解，进而将各种对生活的美好想象投射到他们身上。
在追星过程中，粉丝们往往将梦想、欲望、遗憾寄托在偶像身上，通过偶像的成功实现想象性满足，并在粉丝群体活动中找到归属感和愉悦感。在这一过程中，自身现实与梦想的差距，被予以一种虚拟满足，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残酷和真相。
高度的沉浸和投入，导致部分粉丝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有些粉丝仅是表面上效仿明星的穿着打扮或说话方式，投入更深者则认为自己与偶像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结，将自己想象为可以拥有明星的“私密爱人”。无怪乎有理性网民吐槽，明星婚恋就是粉丝爱情观的“白皮书”和“晴雨表”。
只是，粉丝们不知道或刻意忽视的是，偶像的颜值和魅力多为商业包装营销的结果。完美的理想化人设，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一旦偶像出现打架、爆粗口、交通肇事等“放飞自我”“人设崩坏”的举动，“骨灰粉”就迅速为其找借口推脱，即使成年偶像吸毒犯法也被说成“他还只是个孩子”;部分粉丝则难以接受现实，为其哀伤、幻灭，甚至出现一蹶不振、自残自闭等过度行为。
过度崇拜的青春“拜物教”
“真实的人要他们生活虚构，虚构的人又要他们生活真实。”上世纪80年代，鬼才导演伍迪·艾伦在超现实主义电影《开罗紫玫瑰》中，对电影与生活的互动予以诠释。影片用“伊索寓言”般的魔幻桥段，犀利诠释偶像与粉丝的残酷距离：镜花水月般的想象性爱恋再美好，也无法真正拯救你生活的一片苍凉。
粉丝们对明星偶像一片赤诚、无比忠贞的追随，演绎着这个时代的青春“拜物教”。无怪乎一位知名导演不禁感慨，“偶像文化已经变成一件全民疯狂的事情”。
其实，追星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如果理性喜爱、收放有度，合理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不影响社会和他人生活，不耽误自身进步发展，也未尝不可。然而，一些粉丝崇拜明星，向往的是“一夜爆红”的运气，憧憬的是光鲜亮丽、拜金奢侈的外表与光环。“明明可以靠才华，却有好命靠颜值”，这样肤浅化的浮躁风气，若持续盛行，必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