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元制高等教育成功的关键是多元协同创新
双元制高等教育是双元制经典模式基础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改变了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分隔的老传统。从职业教育方面看，德国双元制经典模式是资本主义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互补性”的代表，具有纵向协调、横向协同的多层级治理结构，无论哪一层级、哪种机构，也无论公共的或私立的，都遵循标准化的集体治理原则，职业教育制度与劳资关系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就业保障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之间已经形成稳固的制度匹配和协同。从高等教育方面看，德国传统大学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国家管制和教授自治相结合，国家对大学的经济和人事实施直接管理，大学教授在涉及教学和科研学术事务上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体现了学术寡头意志。因此，不论是突破双元制经典模式还是改变高等教育治理原则均非易事，双元制高等教育正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打破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割格局，发展了德国技能形成体制。
德国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双元制经典模式得益于社会多元协同治理，政府、雇主、工会、商会（行会）、学校等建立起制度化合作联盟以及劳资之间信任关系，体现出协同治理优势，提升了技能形成效力。双元制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大型企业发挥关键推动作用，随后高等教育机构、各州政府很快参与进来，再后来是联邦政府部门加入，形成了大中型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各州政府、联邦政府部门等协同创新、多元治理的格局。相比双元制经典模式，商会、雇主协会或工会等参与程度有所降低，但在提供职业证书、促进就业和职业发展上还有很多交叉合作。这意味着德国国家技能形成新体制下出现了社会多元治理新模式。
（三）双元制高等教育制度的活力在于形式灵活
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实施机构既有双元制大学，又有应用科学大学、综合性大学、职业学院，体现了双元制高等教育形式的灵活性。最初，巴登－符腾堡州专门为实施双元制高等教育创办了一所职业学院，成为当时唯一的双元制高等教育机构。后来，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与企业合作开设双元制课程，至今已成为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的最大提供者。如，2021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承担的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占总量的71.0%，双元制大学承担14.5%，职业学院承担9.0%，其余由综合性大学承担。应用科学大学开设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有助于强化实践导向，招到更多优秀学生，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可见，双元制高等教育不一定要通过创办双元制大学的单一形式来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合作，这种灵活的形式降低了企业参与高等教育双元制的难度，有利于调动企业提供投资和培训场所的积极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技术快速变化加剧了人才短缺，特别是招聘适应企业特定技能需求的人才变得非常困难，这时双元制高等教育为其提供了一个能够招募理想候选人的更经济、更可靠的选择。从投资收益上看，在大学中的理论教学部分是由政府资助，企业与大学合作可以间接地受益于政府；与此同时，双元制高等教育基于工作的部分是由企业出资，对于政府而言要明显比应用科学大学的非双元制课程更合算，这使政府支持双元制高等教育态度更为积极。对经济因素的考虑还包括参与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在校期间可以获得固定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保障，大约90%的双元制高等教育毕业生会在合作企业就业。
（四）双元制高等教育发展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年11月27日公布的数据，德国注册在校大学生人数289.73万，其中102.85万人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当年双元制高等教育注册人数为10.82万，占德国注册在校大学生总人数的3.7%、应用科学大学注册总人数的10.5%，双元制高等教育体量较小，发展的潜力有待挖掘。
双元制高等教育冲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隔界限的制度创新虽然意义重大，但也不能过分高估，尚存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衔接学校与工作场所的学习理论也需破局。如在双元制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学习场所、工作场所之间缺乏充分的组织协调和信息交换，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既安排了商会的行业考试又安排了大学的学术讲座，两个场所的学习培训内容往往缺少逻辑、内容和形式的关联；学生如果想选择这类教育还必须具备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双元制经典模式毕业生如果想继续学习双元制高等教育从而实现学业上的贯通，在制度上还不可行。总体上看，双元制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够大，仍像游走在两个体系外围的松散耦合。未来，双元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实践模式向何处去，这种新模式带给德国技能形成体制影响能有多深，凡此问题还需在今后实践中寻找答案。
四、主要启示
我国学者十分关注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发展，有学者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双元制高等教育制度化进程，也有从专业实施层面阐释双元制高等教育的模式特色，在现有文献中客观介绍情况的比较多，相对而言联系实际探因究理、综合研究的偏少。目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中有一项重要任务与德国发展双元制高等教育的背景和目的相似，就是在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先提出、并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再次明确的“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又成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改革方向。基于前文分析，我们从德国发展双元制高等教育的经验中获得一定启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在办学体制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应重视发挥大中型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在德国技能形成体制中出现了大中型企业主要参与双元制高等教育、小微企业主要参与双元制经典模式的趋势。如2022年数据显示，参与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大中型企业占84.3%，2019年数据显示，参与双元制经典模式的“小微企业”占82.2%。德国经验表明，大中型企业是发展双元制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起着主导作用。我国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也应吸引大中型骨干企业参与其中，使承担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任务的“职业技术大学”由大中型企业和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双主体运行，实质推进办学类型、运行机制、育人模式的综合创新。从目前“职业技术大学”批准设置的情况看，仍以普通本科高校设置的相关规定和程序为参考依据，以重点考察、评判职业院校是否达到本科院校设置条件为入门标准，企业参与未得到充分体现、未列入关键条件，学校“升格”色彩比较浓，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在发展形式上，“职业本科教育”可以通过新设专门的职业本科高校也可以通过在高等职业院校（专科）、普通高等学校推广职业本科课程的方式实施，有利于发挥不同教育机构的协同优势，加快实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目标。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中，应用科学大学占了“大头儿”，并不是专门设立的双元制大学，甚至在综合大学里也有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提供。我国发展职业本科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类人才培养可以考虑让普通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承担一部分、现有的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再承担一部分，而不是单纯依靠通过高等职业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技术大学”。院校“升格”涉及条件多、环节多、数量少、速度慢，难以及时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三是在发展规模上，适度加快职业本科发展速度，尽快形成合理发展规模。2021年在中办国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德国2019年仅在应用科学大学注册的双元制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既已达到10.5%，如果算上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人数，总人数估计会超过应用科学大学注册在校生的15%。另外一个可以用作参考的数据是，德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重超过50%，而我国计划到2025年才达到1/3，中德两国高技能人才占比差距显著，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是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以德国相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简单估算，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在校生规模应占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22.7%，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将比例调到30%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调动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力量，形成企业与高校携手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合力，同时要坚持多形式、多渠道，特别是重视在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高校中实施职业本科教育。
四是在发展布局上，发挥职业本科学校在拉动区域发展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促进教育公平。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国情与德国有较大差别，不能像德国那样用半个世纪时间走渐进性制度变迁之路，而是要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在发展布局上，新办职业本科教育应向中西部高等教育比较薄弱的地区倾斜、向实体经济特别是现代制造业重点布局地区倾斜。高等教育资源已经比较丰富的省份可考虑主要采用推广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课程的方式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短缺的省份可重点考虑新增“职业技术大学”布局。在实施“十四五”高校设置规划时，应避免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配名额的平均主义做法，以及独立学院转设这种“借鸡下蛋”的机会主义做法，切实保障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初衷不折不扣得以贯彻，切实提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
【杨蕊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孙善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