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日，关注日韩的生育支持政策。同为儒家文化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日韩“提早”应对“少子化”的系列改革，对我国有何镜鉴？
日韩两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以下简称“生育率”）均创历史新低。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2日消息，日本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1.26，已连续7年下降。韩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并再度刷新全球最低纪录。日本政府日前警告称，人口下降正在让该国走向“社会功能障碍的边缘”。
作为第一个迎接“少子化”的东亚国家，日本从1992年以来即推出诸多应对“低生育率”的措施，韩国的相应政策于2003年启动，我国的生育政策放宽则始于2011年。
考虑到中日韩三国在经济发展历程及社会文化背景上具有相似性，且同样面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少学者聚焦更早应对“少子化”的日韩的生育政策改革，以求镜鉴。
日本的“小奇迹”与“大衰减”
日媒近期的报道把冈山县奈义町称为“奇迹之城”。因为在日本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37、创下最低纪录的背景下，奈义町县2019年的生育率达到了2.95，2021年仍然保持在2.68，“家有三孩”成为常态。
此地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每年接待50多次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团体，包括来自美国、韩国、荷兰和卡塔尔等国家的“取经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2月19日专门视察奈义町。
从2002年开始，为了阻止人口减少，奈义町将议员人数从14人减少到10人，还削减了补贴和补助，并与居民合作，最终筹集到大约1.6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22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从此，奈义町实现小学初中教材免费，高中以下学生医疗免费，以及高中生每人每年获得24万日元补助。
2007年，奈义町成立保育支持机构“儿童之家”。除了提供临时照顾小孩的服务外，它还能够让父母与孩子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交流。工作人员由已经完成抚养任务和正在养育孩子的母亲以及其他各年龄段的居民组成。
奈义町大力支持儿童保育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使得更多年轻人搬到该地区。出生率上升的同时，老年人的死亡率在减少。
事实上，奈义町只是一个人口约5700人的基层地区。在日本全国，自1974年开始，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即2.1，指一对夫妻一生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时至今日仍深陷“低生育率陷阱”之中。
面对生育率下降和晚婚化加剧的局面，日本政府自1992年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既包括税收减免和经济援助政策，也涵盖育儿休假、保育机构和母子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持举措。
那么，日本的家庭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提高民众的婚育意愿？今年1月刊发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研究》的一项研究由此切入，该研究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中产阶层青年。
该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日本明治安田研究所于2022年和2009年组织实施的“婚姻与生育相关的调查”项目。其中，2022年的调查主要用于对比研究。问卷实验调查数据共调查了7494位20-40岁的日本未婚男女。
通过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这可能是生育成本过高，家庭政策所提供的补助在高昂的育儿成本面前“杯水车薪”的缘故。
其次，研究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由于日本中产阶层女性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较大，其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作者提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在制定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这些重点人群。
最后，作者分析，日本晚婚和低生育出现的另一社会背景是长期和终身雇佣文化下出现的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超负荷工作和加班成了日本雇员的生活常态，而家庭中女性又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顾老幼的责任，不少女性在结婚和生育后不得不辞掉工作，成为家庭主妇。
“因此，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会造成高学历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成本进一步提高，其结婚和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我国也要警惕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对结婚和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者写道。
“三不”与“三弃”，韩国年轻人为何放弃婚育？
目前在韩国非常盛行“三不主义”，即“不约会”“不结婚”“不生子”。更早前，在2010年代，韩国媒体经常使用“三弃”来描述年轻一代的生活意识——放弃爱情、婚姻和生育。
而在20世纪中期，韩国人口增长率曾经达到世界最高，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韩国的生育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的高水平。
其时，为解决高生育、高人口增长等人口膨胀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实施了抑制生育政策，短期内解决了人口快速膨胀的难题，为摆脱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成为“全球典范”。
其后20多年间，韩国生育率一路跌破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时期。2002年和2005年，韩国生育率持续下滑到1.18和1.08，跌破1.3的超低生育标准；2018年其生育率跌破1降至0.97，成为全球唯一的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
2019年末，韩国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面对人口危机的浮现，韩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生育政策转型，推出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并不断加码，可始终未能扭转其生育率下跌的势头。韩国生育也成了不少东北亚及人口领域学者的研究课题。
那么，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为什么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其根源是什么？韩国生育政策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围绕这个议题，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的学者发表了学术文章《韩国生育政策转型分析》，该文于2022年4月刊发于核心期刊《人口学刊》。在该文作者看来，这或许能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提供参照。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对于韩国生育政策转型未达预期、生育持续下跌的原因，该文作者分析，第一，女性把更多精力用于社会经济活动，再加上韩国在就业等经济社会领域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家务与经济活动难以协调等因素，使得女性育儿机会成本提高，晚育、少育、不育成为理性选择。
第二，婚姻推迟和不婚是影响鼓励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微观因素。20世纪50年代韩国男女结婚年龄分别为25岁和20岁，但到2019年分别提高到33岁和30岁，女性的结婚年龄上升幅度大于男性。
同时，韩国女性的平均初产年龄不仅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9.2岁的平均水平，还远高于日本（30.7岁）、美国（27岁）、意大利（31.3岁）等国。韩国不孕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不孕患者人数从2010年的18.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23万多人，这也成为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
第三，高生育、高生活成本是关键宏观约束因素。韩国胎教、早教、入托以及从小学到初高中的课外辅导班越来越盛行，学费支出一直走高，给育龄群体带来巨大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再加上学贷、房贷所形成的沉重的经济压力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等，使年轻人的悲观和挫败感加重，逐渐偏离“结婚生子”的“正常轨道”。
韩国的住房价格也在持续上扬，从2000年到现在韩国的住房价格提升2倍，这必然提高年轻人的居住成本，加大结婚的难度。同时，韩国的家庭负债规模快速扩大，由2003年的472万亿韩元增加到2020年的约1000万亿韩元，家庭负债增长率由1.6%提高到7.9%，家庭债务占韩国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40%上升到2019年的90%。
对于韩国生育政策的困境，作者总结道，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无限扩张和膨胀的过程，高效的资本运作逻辑和资本对劳动的掠夺，一方面全面提升资本的剥削效率和婚育成本，另一方面相对降低劳动收益和生育收益，人口再生产条件恶化，年轻人只能对生育望而生畏，知难而退。
东亚地区为何快速陷入“超少子化”？
“东亚地区出现的‘超少子化’现象是后发国家‘压缩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引发的高强度竞争环境的副产品。”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在其《“超少子化”现象的政策思考——兼论日本与韩国的经验与教训》（2022年3月）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
该文统计了近年欧美和东亚主要国家（地区）的生育率指数，根据2019年数据，法国的生育率为1.86，德国为1.54，英国为1.68，瑞典为1.71，美国 1.64。
据2020年数据，日本的生育率为1.34，韩国0.84，中国1.30，中国香港特区1.10，中国澳门特区1.20，中国台湾1.06。其中，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区在参与统计的180多个国家（地区）中居下位。
沈洁总结道，从全球分布看，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低生育率的洼地，面临着较大的人口风险。
为什么唯有东亚地区快速陷入“超少子化”陷阱？这是各国社会政策学界普遍关心的命题。沈洁在这篇论文中聚焦东亚“压缩型”经济发展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原因分析。
她提出，东亚国家利用“后发国家”优势，仅仅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百年才达成的工业化目标，但是在获取“后发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其负面效应。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对后发国家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冲击，出现了激烈的职业竞争、教育竞争、为不停奋斗不得不晚婚晚育或者非婚不育的现象。
“年轻一代在这样高强度竞争和高密度社会环境中，其生存的本能优先于生殖本能，即优先选择生存，而后才能考虑生育，表现出与前几代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选择。”沈洁写道。
她特别指出，由于我们对“压缩型”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或者认识过晚等因素，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评价体系，而忽视了家庭、婚姻、育儿等生活保护政策和生活指标评价体系，这也是不得不反思的原因。
从文化因素看，沈洁提出，东亚各国工业化实现时间大大缩减，而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变化则需要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步以致冲突，是引发“超少子化”问题的重要原因。
比如，受传宗接代观念束缚，不少家庭仍然是优先选择生育男孩，导致现今我国育龄女性人口减少与育龄男性人口相差3000万人。韩国也承袭了与我国同样的优先生育男孩的思维，同样面临着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处境。
“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导致育龄女性人口减少问题，是东亚进入‘超少子化’陷阱的一个特殊文化因素。”沈洁写道。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因素是生育社会政策的介入时间。
沈洁总结道，日本在1989年生育率下降到1.57的时候开始逐步采取政策介入，如增设保育所和幼儿园等，试图提高生育率。韩国则是在2003年生育率下降到1.19，出现深度“少子化”危机时才开始政策介入，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政策介入时机。
激励生育政策“靶子”在哪？
“如何走出东亚地区‘少子化’困境，需要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勇气，因为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沈洁在论文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中国如何应对刚面临的“少子化”问题？在沈洁看来，早于中国体验“少子化”困扰的日本和韩国的政策探索，有三点值得深思。
其一，仅仅以激励生育率提高为目的的政策虽然有短期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少子化”问题。东亚地区“压缩型”工业化发展形成了高度竞争的社会，导致新一代优先选择了个人的“生存本能”，而将人类的“生殖本能”置于次位选择。让每个人从高度的竞争压力和竞相攀比之下解脱，还原质朴的生活常态，安心生儿育女，应该是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
比如，近年来，日本通过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改革劳动方式，缓解家庭的竞争压力与焦虑。2017年以及2021年日本相继对《育儿·照护休假法》进行改正，进一步推进男性利用带薪育儿和护理休假制度。在育儿休假政策上，男性的使用率一直徘徊在6%以下，为促进男性积极参与家庭儿童照护，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咨询窗口并开办各种类型的讲习班，2021年男性利用休假制度比例上升到13%，期待今后提高到50%左右。
其次，日本还引入弹性休假制度。法规规定了授予对有育儿或者老年人照护需求者申请弹性工作制的权利，职工可以根据家庭生活需求，自己决定劳动方式、劳动场所和劳动时间，雇主和被雇佣者通过签订劳动契约方式，计算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
其二，增加公共型家庭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减轻由家庭提供“无酬照料劳动”的负担。首先是增加幼儿园、托儿所数量，让所有想进幼儿保育机构的家庭都能得以实现；其次是增加学龄前儿童财政支出，减轻育儿家庭经济负担。最后一个方面是老年人照料社会化。日本2000年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对需要照护的老人和家庭提供公共护理服务，个人负担10% -30%，其余由护理保险制度负担。
其三，营造新兴的恋爱、婚姻、家庭社会文化。如，日本地方政府相继推出结婚津贴补助以及生育医疗援助等制度，29岁以下结婚夫妇补助60万日元，将冷冻卵子和精子医疗行为纳入医疗保险，让他们在自己最合适的时间、地点选择结婚生育。
沈洁还提出，是否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会影响现今激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对比来看，日本没有推行过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有通过倡导和宣传等社会动员方式，诱导家庭选择少生优育的时期。
韩国则实施过半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如，韩国1965年推动“三孩儿运动”，即拥有三个孩子是最理想的家庭；1970年代初鉴于生育率依然高过4.5，政府随即推出“二孩儿运动”；为了向不生男孩不罢休的传统观念妥协，将孕期性别诊断医疗行为合法化，从而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韩国继续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独生子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