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简媜有一次问齐邦媛：“您有没有想过最后的时刻？”

齐邦媛说：“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我希望最后有两个小天使来带我走，有薄薄的小翅膀……”说完这段话，齐邦媛立刻起身去厨房冰箱取来有翅膀的小人偶磁铁，告诉简媜就是这种小翅膀，不是但丁《神曲》里那种拖地的大翅膀。

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2024年3月28日凌晨1点，两个有着薄薄小翅膀的天使，从东北的巨流河出发，飞到台湾桃园龟山长庚养生文化村，将齐邦媛的灵魂带到了南部哑口海。在齐邦媛的一生中，长城外的巨流河是原乡，台湾恒春的哑口海是归宿。

15年前，齐邦媛在台湾桃园龟山长庚养生村枯坐了四年，以85岁高龄写就个人回忆录《巨流河》，在海峡两岸引发轰动。这本书对齐邦媛意义重大，她用“人生最大的满足”来形容，并表示自己将因此“含笑而死”。

台湾学者廖咸浩说：齐邦媛是台湾做专书外译工作的第一人，“是台湾文学的拓荒者”。她的为人与视野，充满宽厚的胸襟。经典作品《巨流河》更是她文学创作的高度巅峰，甚至可以说是台湾“大河”作品的巅峰，目前尚无人能出其右。

安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她要面对成为公众人物后的各种变化。

《巨流河》出版一年多后，2011年春，我曾在台北松江路“人文空间”专访过齐邦媛。她对我说，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时间写作，终身耿耿于怀。台湾大学有些同事说，也许就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写才对。80岁以后连生死都超然，现在还不明白，就真不明白了。

按照简媜的说法，这是“老帅宣战了，执戟刺向时间，欲展开一场置生死于度外的文学逆袭……四年伏案，二十五万字长征，老选手终于爬上悬崖，完成‘生命之书’”。

退休之前，齐邦媛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是将台湾文学带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她主导编译《中国现代文学（台湾）选集》，第一次将台湾文学推向国际。此后她还组建翻译团队，将台湾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共1500余篇英译推介到欧美文学市场。她也大量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她教过的许多学生，已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中坚力量，人们称她为“永远的齐老师”。

齐邦媛被白先勇称作“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她曾在《一生中的一天》中说：“对于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时间和文字。时间深邃难测，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绘时间真貌，简直是悲壮之举。”但正是这晚年的悲壮之举，让齐邦媛进入了公共视野，她动情讲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为我们贡献了20世纪生动与波澜壮阔的史诗。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这个评价，既契合《巨流河》，又可视作齐邦媛生命的写照。

1947年齐邦媛大学毕业时与妹妹星媛合影

为父立言 写作《巨流河》最初信念所系

故事总要从“巨流河”开始讲起——这条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它古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齐家在铁岭是大户，她的祖父齐鹏大在张作霖麾下做到旅长，父亲齐世英则在年轻时留学日本、德国。齐邦媛的人生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不过她对祖父的描述不多，只说他毕业于保定老速成学堂，二十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五十岁的时候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感染风寒而死。她的父亲齐世英则是书中的主角，《巨流河》的第一个叙事高潮，就从齐世英归国协助奉系将领郭松龄兵变讲起。

齐世英后来长期担任国民党东北地下活动负责人、“立法委员”，晚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又卷入雷震“自由中国”事件，落寞而逝。

齐邦媛一生都活在父亲的笼罩之下，就连80多岁动笔写作《巨流河》，最初也是为父亲作传的信念所驱使。这原本是她哥哥齐振一的任务。齐振一是抗战胜利后中央社最早的随军记者之一，后来还曾担任台湾《大华晚报》总编辑，1980年代赴美办报未成，写作计划也告夭折。齐振一放弃为父亲作传的时间太晚，以至于影响了齐邦媛的动笔。她也不被认为是合格的撰写者，因为“不懂政治”。

但是“只想写父亲一生的理想与失落”的齐邦媛，落笔后却发现找不到真正的资料，并且自己缺乏“叙述的笔调”——没有“庄严肃穆的论文能力”。《巨流河》于是变成了齐邦媛的个人自传，虽然齐世英也在其中占据了巨大的篇幅。

“不敢以写史的心态自居”的齐邦媛，还是深度介入了对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判中去。在《巨流河》获得广泛好评之后，她的自信心似乎在增长，在各种访谈中说“其实政治不那么难懂”，“看到中国百年变局的全貌，到了这个年纪，真有一些宏观的自信了”。

《巨流河》的声誉，建立在它史诗般的叙事格调之上，齐邦媛运用娴熟的文学技巧，将个人、家族与时代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就如这本书的宣传文案所言：“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唯一的全家福，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小妹齐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齐宁媛，哥哥齐振一，齐邦媛

与张大飞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齐世英在郭松龄兵变事件中侥幸逃脱，开始在南京从事秘密工作。而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概七八岁的齐邦媛亦离开东北老家，辗转北平、天津、南京、汉口、湘乡、桂林、怀远、重庆……逃亡渐成生活的主旋律。卢沟桥事变后，她从南京出逃的经历尤为难忘，搭乘江南铁路开往芜湖的小窄轨火车时，日本人跟着火车炸，她们上船后，炮弹又追着船炸……

炸弹成为齐邦媛一生的阴影。晚年的时候，她主动邀朋友来谈论生死，说的仍是：“如果有人觉得我的一生很幸运，那真是个笑话。”“我的四周太多现实人生的炸弹，就是没把我炸死！”“炸弹”是她形容人生不幸时，首先跳脱出来的字眼。

所以齐邦媛晚年说，她只对日本人有真正的愤怒。《巨流河》在台湾的首版日期，也被选在了2009年7月7日——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日子，书的封面则是日军对重庆实施的大轰炸照片。她甚至因为见多了日军轰炸下的尸体，而终身讨厌烧烤食物。

齐邦媛从小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弟弟三岁夭折，她记得自己与母亲每天去小坟上哭祭的情形；一岁半的妹妹在逃难途中死去；听小伙伴说及父亲的头颅被挂在城门上；她十岁得肺病住疗养院时，又眼见同病相怜的张姐姐病故，房间撒满石灰……和她的同代人一样，死亡是一件太过稀松平常的事情。

而在齐邦媛的记忆中，最悲痛最刻骨的死亡是她初恋张大飞的殉国。张大飞的父亲原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而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开始四散逃亡。张大飞后来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在抗战胜利前三个月，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为掩护友机，与敌零式机激战时不幸牺牲。

齐邦媛与张大飞有始无终的恋情，是家、国记忆纠缠的悲情展现。这是他们一代人的宿命。齐邦媛一生最爱的一本书是《傲慢与偏见》，她羡慕书中的女主角：没有战争，只有和平。“那是神仙似的世界。而我从出生所有的，就是战争和痛苦。”

怎么会这样呢？她不甘地发问。

《巨流河》出版后，齐邦媛的儿子有一次来大陆，特地带了一束花去南京张大飞墓。齐邦媛有些气恼儿子没有事先告知她，只是带回来一张照片。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字体中，有一行字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1918.6.16-1945。”

齐邦媛十二岁与张大飞相识，但两人在流亡路途中的命运迥异。齐邦媛在弦歌不辍政策的影响下，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张大飞则放弃这个机会，投身空军，反击日本侵略。齐邦媛在重庆读书时，持续数年与张大飞通信。她在《巨流河》中说：“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汇的平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张大飞在殉国前给齐邦媛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是让无数读者流泪的一段故事。很多年以后，齐邦媛说，那不是美丽的初恋，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1942年夏天，张大飞受训回国，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

笔下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是《巨流河》最精彩的章节

在儿子从大陆拍摄的照片中，还有四川乐山文庙大成殿影像——那是齐邦媛尊敬的朱光潜老师的办公室。朱光潜是齐邦媛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就读时的老师，他的英诗课构成齐邦媛真正意义的文艺与美学启蒙。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齐邦媛接触到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被深深打动。

在病逝前，齐邦媛想到自己的最后时刻时，就会想起济慈的《夜莺颂》：

我在黑暗里倾听；啊，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宁谧的死亡，

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芒；

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

在那段读书岁月，对齐邦媛影响甚巨的教师还有吴宓等人。在齐邦媛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管窥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一些特点。那种别开生面的教授内容与师生互动方式，在当下高校里可是难寻觅了。

因抗战胜利，齐邦媛的校园从乐山转移到了武汉珞珈山。她关于抗日胜利后的描述，是《巨流河》全书最精彩的章节，没有之一。齐邦媛称此为“失落的开始”：“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未能立即实现，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一去不返。”

在接受台媒采访时，齐邦媛说，她大学时之所以没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左倾，是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长大，我看到中央政府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些理想，不是那么腐败，而且多半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那些同学，或像闻一多那些人，连政治的边都挨不上。他们不知道中央那些是什么样的人，而我知道的不少。我写这本书还有个力量就是，我很想留下他们那一代人的样子，这代人已经没办法了解”。这段话展现出齐邦媛即便到了晚年，对政治仍有极天真的一面。

学术上齐邦媛终有所成

本质上，齐邦媛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她也不感兴趣。按她自己的说法，“我从小就是个崇拜者，很容易崇拜别人。什么都崇拜，我连我家那两只鹅都很崇拜。”她从小就崇拜父亲，虽然有个人亲历的感悟，但她的政治立场大多来自父亲的熏陶。

齐邦媛骨子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她说：“我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喜欢自然进展，不可能一个答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夸张。”1940年代对高校师生的反思，除了自身家世的影响，也有这种价值观在发挥作用。这让不懂政治的齐邦媛有了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1947年，23岁的齐邦媛来到台湾，开始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时她还想不到，巨流河将是她再也返不回的故乡。

她很快结了婚，在新的独立空间中，无意于政治的她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她父亲齐世英1954年因反对电力加价而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后又涉雷震案。这对齐邦媛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往好处说，《巨流河》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变故所催生。

齐邦媛在台湾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申请进修遭阻，精神受到刺激，跑到墓地像牛一样狂奔；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又无法延长半年拿学位，因而坐在草地上痛哭流涕；她有过一段围绕油锅的家庭主妇生涯；她的睡眠很糟，每晚要借助一粒安眠药入眠……

但在学术上，齐邦媛终有所成。

有两件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

第一件是齐邦媛在1970年代兼任编译馆教科书组主任期间，推动台湾教科书“去政治化”，大幅修订的国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当代台湾文学作品，像黄春明的《鱼》这种有政治风险的作品被纳入其中。至于蒋介石《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等则全部删除。按照齐邦媛的说法，“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

此时齐世英还健在。他应该很欣慰自己对女儿的政治影响，终于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造福了教育界。

第二件事是她大力组织翻译工作，向国际推介台湾文学。除了上文提到的，将台湾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共1500余篇英译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她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与王德威、马悦然组成编辑委员会，资助了包括朱天心《古都》、张大春《野孩子》、吴浊流《亚细亚孤儿》等三十本作品的英译。

四归大陆 “爸爸，我这样回到你终老不能归的故乡”

2011年的采访中，齐邦媛和我说：“平时我用英文思考的时候比较多，所以常常用点洋文，知道的人知道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不知道的人觉得有点怪怪的，觉得就是卖弄——露一手。”这个英文好的优势，还给她带来一个小插曲，1965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哈耶克访谈时，就是齐邦媛出任翻译，她口译的“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和“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从此成为台湾学界的流行语。

1988年，齐邦媛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她的父亲已在一年前过世。

齐邦媛来过四次大陆，其中一次是为东北中山中学捐献齐世英图书馆。她回到了铁岭，发现幼年的出生地已经面目全非，那个连路标都没有的小村子，早已与自己家族没有任何联系。她在《故乡》一文中说：“爸爸，我这样回到了你曾魂牵梦萦而终老不能归的故乡，也走了这么遥远的路。在台湾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经知道了吧。”

齐邦媛就这样热爱着自己的父亲。当2005年，已是81岁高龄的齐邦媛决定动笔写一本回忆录，最初的动因也是完成为父亲立言的孝思。这本书的影响力之大，超出她身边几乎所有人的想象。齐邦媛也从一个文学圈内低调的大佬，成为被推到前台的公共作家。

“我一生郁闷，多少想做的事埋在心里。81岁搬到养生村，套我母亲的话‘玩完了’，没想到忍死以求时间宽限，能把书写出来，挣了好大一口气！”

齐邦媛晚年左半心肺纤维化，她一直担心自己死于心梗，没想到自己可以活到100周岁高龄。暴得大名的年纪太晚了，她开始准备后事，并把作家简媜叫来谈论生死。有一刹那，她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简媜说：“何必此生。”在内心深处，齐邦媛始终是一个忧郁的气质。

她一生经历那么多政治的险滩，她努力想要解释那个让她困惑不已的旧日世界，为自己，也为父亲。她交出了一份答卷——《巨流河》，这为她带来泼天的声誉，但也预示了以文学阐释政治的风险。当生命接近沉寂，我们很自然发现，她一生最热爱的还是文学。

在病逝之前，2023年11月，她打电话给好友、台湾作家席慕蓉，表达告别之意。

齐邦媛很喜欢席慕蓉为她写的《一首诗的进行——寄呈齐老师》，里面有她喜爱的话：

即使成为灰烬 也是玫瑰的灰烬

即使深埋在流沙之下

也是曾经傲人的几世繁华

作者注：本文部分内容除引自《巨流河》外，亦参考齐邦媛编著《洄澜：相逢巨流河》，台北远见天下文化2014年1月版，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