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文

美军《国防部词典》(DoD Dictionary)，全称《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是美军联合行动（包括盟军联合行动）及国防部的规范术语词典。同时，美军还拥有配套性军种补充词典，如MCRP1-10.2《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陆战队补充》，以及NTRP1-02《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补充》等。本文仅限于对《国防部词典》历史沿革和编纂改革的探讨，不涉及军种补充词典编纂。

美军《国防部词典》基于联合互操作沟通而生，标准化始终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但对标准化意涵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军就开始颁布政策文件，推动联合术语标准化。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反恐战争需要，以及国防信息化转型推动，美军开启了新一轮《国防部词典》编纂改革，旨在推动美军与政府部门标准术语的社会化，试图在更高层级、更广范围，加强军民联合行动的沟通和理解。

——自成体系发展阶段（1948-1986）。1944年，美陆军颁布首部《美国陆军术语词典》，以提高各军种和盟军之间的互操作性。1948年7月，联合参谋部将《美国陆军术语词典》加以改编，形成首版《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

《美国陆军术语词典》（1944）

《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1950）

1959年，联合参谋部词典定位于Pub-1号出版物，地位作用得到进一步肯定。1978年，美国国防部5000.9《军事术语标准》指令，明确词典不仅适用于联合参谋部，也适用于整个国防部，并于1979年再版时更名为《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简称《国防部词典》，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军事术语联合惯用词典》（1959）

《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1979）

此阶段，《国防部词典》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编纂涉及面较广，系统汇编联合作战运用领域相关术语及定义，共颁布过至少8个修订版本，具有连续性和拓展性。

——转入学说体系阶段（1987-2016）。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赋予参联会主席制定联合学说职责。1989年，国防部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标准》指令，将《国防部词典》明确纳入联合学说出版物体系，同年修订版正式以JP1-02编号颁布。

1993年，美参联会开发“联合术语数据库”，汇编相关文件中出现的联合术语，并相应标注术语和定义来源文件，以便进一步理解术语背景和定义，支持《国防部词典》。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反恐战争中军民协作需要，美军更新CJCSI5705.01D《军事和相关术语标准》指令，明确术语定义撰写格式，注明来源文件，推动术语标准的社会化。

随着联合学说出版物的不断更新，词典词条数量也大大增加，页码也达600多页。此阶段，《国防部词典》一共修订更新17个版本。

——转入学说参考阶段（2017--）。2017年，《国防部词典》被移出联合学说出版物正式序列，定性为制定联合学说出版物的相关文件，归入“参考资料”（Reference）类别。

美军联合学说出版物体系结构（2022）

事实上，随着联合学说出版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现今《国防部词典》中术语几乎全部源自于联合学说出版物，由国防部术语学家、军种联合学说规划师和各组织术语学家等组成的术语社区，则负责术语和定义撰写及审查把关。换言之，现今的《国防部词典》完全依附于联合学说出版物，已经失去以往的独立性，主要起到查阅和沟通等作用。当然，如果要更深入了解术语内涵及外延，则需要查看联合学说出版物。2017-2021年间，《国防部词典》更新速度明显加快，间共修订更新8个版本。

小结：初期的《国防部词典》标准化，主要理解为联合行动及国防部沟通及知识普及，即美军内部术语标准化。而随着形势发展，《国防部词典》标准趋于社会化，即国防部与政府部门、各军种和战区，以及美军与国际伙伴之间军事术语的标准化。

《简明牛津英语词典》（2023）

《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2017）

《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海军陆战队补充》（2018）

目前，美军基本实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国防部词典》《军种补充词典》术语标准的一致性，以及内容的互补性，各词典之间基本不存在重复词条及定义。

2009年，美国防部颁布《国防部术语计划》（Department of Defense Terminology Program）文件，开启《国防部词典》编纂改革。该计划由参联会主席负总责，旨在通过术语标准的社会化，改善国防部及与其他联邦机构，以及美国与其国际伙伴之间的沟通及相互理解。美军强调，在起草政策、战略或规划时，起草者必须始终认识到将其专业知识术语和定义，与联合学说相结合的重要性。主要改革举措：

一是颁布新的标准化政策文件，加强改革的政策指导。军事术语的标准化主要依据两项政策性文件：一是国防部颁布的DODI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指令，明确术语标准总体策略方针；二是参联会颁布的CJCSI5705.01《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指令，进一步明确政策实施的规定和程序，以及《国防部词典》编纂流程、方法、原则和词条定义格式等。

DODI5025.12《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2020）和CJCSI5705.01《军事和相关术语的标准化》（2023）

美军强调，词条定义撰写必须遵守三项原则：一是清晰。提交的术语及定义必须清晰，重点阐明术语含义。它不应包含关于如何或为什么使用术语，或涉及术语本身的理论阐述或程序等内容。二是简洁。定义必须简明扼要，尽可能简短，应尽可能限于一句话表述，术语内容信息应具有唯一性。三是完整。定义应包括与相似术语区分信息，从而使定义更加完整。同时，规范术语定义格式，即术语定义由两部分组成，例如“战区：由地理作战指挥官定义的作战区域，用于支持特定的军事行动。”该词条的第一部分（作战区域）指定相关的常规类型，第二部分（由地理作战指挥部定义）则指定所定义类型的实例。

二是构筑逐次递进的术语体系，确保《国防部词典》权威和编纂高效。为了实施科学精准编纂管理，国防部DJ7推动建设了包括《国防部词典》、“术语库”和《美国政府机构间和相关术语汇编》（以下简称《术语汇编》）构成的术语体系。

——《国防部词典》，98%词条和定义来源于联合出版物词汇表中的术语和定义，即联合学说术语；另外，2%词条和定义来自于国防部政策文件，即政策术语。词典补充军事领域常见英语词典术语和定义，并与其他术语明确区分。根据参联会CJCSI文件的规范，词典中的术语定义，不进行更具描述性或叙述性表述，而具体详细叙述可参见联合学说出版物。制定政策、战略、计划、规则、学说和评估的人，应首先查阅《国防部词典》，以确定术语是否存在，之后查阅国防部术语库，了解高层领导使用该术语情况，以便整体性掌握相关术语使用状况。

——“术语库”（Terminology Repository），全称“国防部发行术语库”，创建于2016年，是一个政策术语数据库，收录国防部及参联会颁布的手册、指令和政策等文件中使用过的术语和定义，旨在提高对来源于联合学说之外术语和定义的掌握，是《国防部词典》术语词条来源的基础。在查阅联合学说出版物或组织政策文档时，应先查看《国防部词典》，再查看术语库，最后再查阅常用英语词典，以全面了解术语定义、描述或用法。术语库包含来自多个单独发行物中的重复术语条目和定义，以跟踪各组织使用的术语定义，理解各术语的差异性。

——《术语汇编》，收录美国政府部门及其组成部分在合作活动中遇到的标准术语，旨在改善美国政府内部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以提高组织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效率。《术语汇编》是部门词典和其他术语来源的非官方指南，不具有权威性，由联合学说组织间合作术语工作组汇编完成，最初发布就超过12,000个条目，更新过程是每年向各组织征集。与术语库相同，《术语汇编》收录了具有不同定义的重复术语条目，以显示组织方法、用法和理解等方面的差异。《术语汇编》还包含国外和国内主题清单，供参考，以加强维稳、救灾或其他任务中人员的互操作性。美军认为，术语标准社会化有利于化解组织烟囱。

三是全面推进编纂信息化转型，确保《国防部词典》与不断更新的联合学说出版物保持一致。进入21世纪，美军《国防部词典》编纂全面采用基于网络法（WEB-baseD），用网络版取代传统纸质版，任何人员对词典术语和定义都可以提出更改建议，建议通过网络直接反馈给国防部术语学家。国防部术语学家等构成的术语社区，则负责对建议进行研究处理，保持术语系统持续的动态更新。例如，2018年国防部术语库网站，可查阅国防部1200个和参联会400个词汇表（glossary），从中可以查看和跟踪超过22000个术语和定义。基于网络编纂和组织管理法，可大大提高编纂效率，词典更新也由过去几年一次，逐渐发展为每年甚至几个月一次，基本保持与联合学说出版物更新同步。

中美两军拥有相似的军语词典层级架构，即由全军性词典和军种性词典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词典和美军《国防部词典》都属于全军性质词典，定位和取向基本相同，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不同。

一是美军词典限定于联合部队作战行动领域术语和定义。而我军词典则涵盖面较为宽广，不仅涉及作战领域，还涉及管理和建设等领域术语和定义。

二是美军词典是官方作战指导理论的配套出版物，词条和定义主要源自联合学说出版物，定位战略战役层级专业术语，词典编纂较为简单。而我军词典具有广泛性，词条和定义没有官方权威理论出版物体系依托和支撑，编纂难度更大。

三是美军明确词典编纂领导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即参联会主席、DJ7和国防部术语学家等，对词典编纂进行管理。而我军词典编纂组织则具有临时性，涉及部门和单位较多，组织和撰写质量保证难。

四是美军词典编纂、发行和管理已经实现网络化，主要通过网上术语社区展开，已经取消纸质版词典，全部改用效率更高、更新更快的网络版词典颁布。而我军词典仍为纸质版，组织协调复杂，编纂周期长，难以适应作战理论不断加快的发展节奏。

五是美军已建立专业术语体系，为《国防部词典》编纂提供便捷高效的查阅和比对，减轻了词典编纂工作量和难度。而我军还没有建立全面且逐渐递进的术语和定义体系，缺少将各单位术语汇总比对的数据库，术语管理不够精细化。

六是美军词典编纂已与社会通用词典保持标准上的一致性，以及内容上的互补性，避免重复词条出现，减少混乱。而我军词典编纂还没和社会主要词典标准完全一致，各种词典之间存在许多重复性词条。

由此可见，美军词典编纂充分利用网络化、体系化生成，编纂组织稳定且精细。而我军《军语》词典编纂许多方面仍停留在传统思维定式中，编纂方法、流程和标准变化不大。在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编纂方法显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快节奏，编纂难度逐渐增大，很难取得预期理想效果，因此必须推进词典编纂全面改革。

《军语》词典编纂看似简单，但却涉及许多深层次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系统地加以思考和探究，以澄清一些造成长期困扰的难题，推动军语词典编纂创新发展。

思考1：我们的军事理论应更明确地区分为建设和运用两部分，以便根据其属性特点的不同，实施更精细化的管理，促进理论创新发展。

一般认为，军队建设更多地具有科学属性，军民兼容、军民通用特点明确。因此，这部分理论发展建设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建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应采取军民共建的方针。事实上，大部建设领域理论和术语，民间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都有研究成果，军队可以广泛吸收借鉴，而少量民间没有涉及的理论和术语，军队可以补充，形成“民主军辅、共同发展”的局面，最大限度汲取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建共管。

而军队作战运用理论则不同，是军队特有专业学科领域。早期认为，作战运用具有艺术性，称之为战争实施的艺术。而现今，则认为战略战役层级作战运用具有科学和艺术双重属性，即军事学科。因此，作战运用理论更多地依靠军队自身建设，军队必须全力以赴。联合性质《军语》词典属于基础理论建设范畴，主要聚焦于战略战役层级作战运用领域术语和定义，是军队特有专属领域，特别是其具有直接战争实践功能，必须具有权威性。而那些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术语则应剥离出目前《军语》词典，可纳入其他相关词典或条例。在日趋复杂形势下，将军队建设与作战运用进行更明确理论区别，有利于根据属性特质的不同，进行更精细化管理，符合“以战领建”逻辑原则。

思考2：我们应构建军队作战指导理论手册体系，以便在日趋复杂的战争实践中，增进相互理解并达成统一行动。

理论是智慧的结晶，是战争实践的指南。面对日益复杂战争形态及严峻的战争威胁，我们必须构建权威作战指导理论手册体系。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较为系统的条令手册体系，但条令是规范性法规，具有强制性和法规性，没有给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预留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在战略战役层级，难以适应日趋复杂互动的战场环境；而作战指导理论则具有战争实践指南作用，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规律，特别是其在复杂互动战争环境中，能给指挥员预留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应对日趋复杂战争实践的唯一方法。因此，应将条令体系中属于作战运用理论的内容剥离出来，再进行相关理论的补充完善，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并权威颁布。

军队作战指导理论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应根据部队现有作战能力和战争复杂互动特点，构建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手册体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异构体系结构，战略层级理论手册应依据军事战略指导，着重阐述军队宗旨、使命任务、指导思想和战争原则等，突出战略指导和哲学特质；战役层级理论手册应依据战略理论手册指导，着重阐述官方认可的最佳战法原理和组织实施，突出原理战法特质；战术层级理论手册则依据战略战役理论手册指导，着重建立战术、技术和流程等要则规定，突出操作性和规范性特质。统帅机关颁布的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将具有多重功效，如部队作战指南、院校教育教材、演习训练依据、作战试验参考等，可将军队各项工作凝聚到现实作战准备上，起到粘合剂和催化剂的功效。

军队作战指导理论手册，具有权威性和引领性，将使联合部队作战运用有方向、有依据、有信心，也为《军语》编纂提供基础和源泉。换言之，如果没有系统、权威的军队作战指导理论，就不可能在日趋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达成统一行动，战场指挥员的智慧更是无法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具体一点，没有权威作战指导理论，就很难完成联合性质《军语》词典编纂。在战场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原则”统一思想、赢得胜利，我们需要包括原则到内容的权威应用理论，指导战争实践，赢得战争胜利。

思考3：我们应建立基于网络的军事理论创新模式，否则将很难开展理论创新和《军语》词典编纂。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迅猛发展，作战理论迭代发展不断加快，如果仍然秉持传统简单系统思维，仍然沿用传统编纂方法，那么军事理论发展很难跟上形势，而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智上的连续过程，必须通过新兴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去激发、去赋能，确保组织学习有效运行，形成螺旋式迭代发展。目前，我们《军语》词典涉及内容较为宽泛，词条数量庞大，传统编纂方式周期长、编撰人员参差不齐，难以跟上形势快速发展，必须推行基于网络编纂方法的改革，改用网络版与纸质版相结合颁布发行模式，最终过渡到完全网络版《军语》词典的颁布。